贝浩登欣然呈现席洛·汉兹曼于上海空间的首个展览，带来一系列艺术家近期的绘画作品。过去几十年中，汉兹曼创作了一系列在视觉上挑战观众，在观念上探讨绘画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当代社会的本质和“存在理由”（raison d’etre）的作品。
以下文字节选自艺术评论家、作家与策展人王凯梅针对展览撰写的评论文章，为观众阐述了艺术家的近期实践，以及其与中国艺术传统之间的美学联系。
“在一张白色的正方形画布上，刚刚发生过一场颜料的爆炸案。” 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德国艺术家席洛·汉兹曼的绘画，这就是人们的第一感受。罗伯特·劳森伯格曾在1951年对白色绘画给出过著名描述：“白色绘画是为光影铺设的跑道。” 以此类推，我们也可以将汉兹曼白色背景的绘画比作“为颜料准备的跑道” 。
关乎绘画的三个元素：媒介、材料和过程都被席洛·汉兹曼的作品重新定义，包裹在一个平静白色空间中的材料的原始性，与艺术家的大脑和手共同完成的柔软的人造性得以共生。汉兹曼的一系列创作过程包含了贫困艺术（Arte Povera）对日常物件的诗意的挖掘，后极简主义对绘画物质性的强调，以及一种新达达主义的行动性。
画面上看似无痕的白色表层，是将白色颜料与精准量度的油精心混合后，以各种大小的画笔涂抹而成。从这时起，艺术家就已经开始在计算颜料表层的粘合性将如何影响最终的画面了；此后，他将画布移到柏林工作室的户外花园，随即准备创作。为什么要将画布搬到户外，而不是固定在室内的画架上工作呢？汉兹曼的创作过程具有高度灵活性，两位助手帮他抬着画布，利用花园中装备的各种悬挂系统，将画布高低上下地移动，前后倾斜出不同的角度。而汉兹曼则要迅速地将颜料一次性抛洒到画布上，活性且带黏性的白色颜料不给汉兹曼留下任何纠错的机会，他要一气呵成地完成他在大脑中事先想好的构图。
以画竹闻名的中国古代艺术家郑板桥留给后人从“眼中之竹”经由“手中之竹”，画出“胸中之竹”的神话。可以想象，在将图像落到画布的过程中，汉兹曼的头脑世界也经历着这样一番思考。
汉兹曼的艺术中有着一些引人入胜的明显悖论：画布捕捉颜料尘埃的随机性与艺术家预设的图案的对立；经过科学计算达成的白色画布和彩色颜料的张弛，与户外工作时随时突降的一阵风对一切的改变。随机性是达达主义留给当代艺术的重要遗产，汉兹曼则将绘画行动中的偶发转移到观众的亲身体验里，而不是突出创作者本人。不同于美国战后艺术家如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后者创作中雄性张扬的表现塑造了他们的个人英雄形象，汉兹曼实则是竭力抵制创作中表演性的诱惑，而专注于以古典方式建立艺术创作的真实可信度。事实上，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他致力探索的绘画本质的答案。
面对这样一幅作品，本地观众会如何反应呢？画面上颜料聚合处模糊晕染的效果，颜料在画面上游走的爆裂性，画布周边的留白，以及让这一切发生的白色画面——在一位有亚洲文化背景的观众眼里，汉兹曼的画面自然会引发其与中国水墨画的通感。宣纸与墨色交流后缓慢诗意地吸收，舒缓的节奏治愈心灵。
尽管形而上的体验不是汉兹曼绘画的首选意图，但当作品离开艺术家的工作室，从柏林来到上海和中国观众见面，他也欢迎观众对他的创作和行动展开不同层面的理解，共同分享他创作的快乐。对于艺术家，从工作室到展览厅的过程就如马蒂斯通过晚年创作的《红色工作室》表达的情绪：这是我，我的艺术，我的世界。我们很荣幸能够将席洛·汉兹曼世界中的一个角落带到中国，带给上海的观众。
Born in 1969 in Berlin, Germany
Lives and works in Berlin, Germany
席洛·汉兹曼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读于法兰克福史泰德国立造型艺术学院，是托马斯·拜勒的学生；他还在读书期间担任过马丁·基彭贝尔格的助手。在审视绘画媒介及其历史的一代德国画家中，席洛·汉兹曼被视为其中重要的声音。他创造性的、精确的作品受到一个关键议题的驱动，即时至今日的绘画究竟形式为何。过去的25年里，汉兹曼曾使用多种材料作画，包括纸板、泡沫塑料、指甲油、树脂、颜料、皮毛、棉绒、瓷、铝和麻绳，致力于在实践中开发新的创作路径和独特的视觉语言。他对作品本身的存在感兴趣浓厚，而这进一步被其绘画在触觉上塑造的强大品质所扩展。艺术家邀请观众对一些绘画要素展开概念上的探讨：结构、表面、形式、颜色、光线、纹理以及时间。2018年，席洛·汉兹曼被任命为柏林艺术大学的绘画教授。
More about the art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