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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e CALLE, CHEN Ke, Jens FÄNGE, Bernard FRIZE, Laurent GRASSO, Thilo HEINZMANN, Gregor HILDEBRANDT, JR, Klara KRISTALOVA, Barry MCGEE, Takashi MURAKAMI, NI Youyu, Jean-Michel OTHONIEL
群展
2020 年 7 月 24 日 - 2020 年 8 月 29 日
+ 加入日程
Shanghai
3/F, 27 Hu Qiu Road, Huangpu District


贝浩登(上海)欣然宣布举办夏季群展“信使”。13位贝浩登艺术家将于此次展览呈现其代表性作品,其中大部分为艺术家近期创作的新作。2020年,艺术家身处的世界形势比以往更显严峻,疫病的流行带来信息的爆炸,也带来沉重的反思,激发了艺术家们在隔离时期对自我和世界的审视。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我们相信,艺术家是当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一群“信使”。他们以艺术实践向公众传递信息,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也面临艺术的结果在现实世界中可能收获的认同和误读。时至今日,作为“信使”的艺术家想要传递什么?又该如何传递?我们邀请艺术家在展览中思考这个或许无法回避的问题。希腊人相信是赫耳墨斯发明了钻木取火,这位“信使”为人间送去了神的“技艺”(Ars),造福了尚被囚禁于黑夜中的人类。而艺术家又发明了什么?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2020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2020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2020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信使”作为文化概念具备矛盾的意义,这种矛盾是相当迷人的:人们期盼信使的到来,又惧怕他的到来,因为信使所掌握的东西是人们未知的,与此同时也是人们想要知道的。信使以其形象凸显了处于社会生活中的人类对于信息的渴望。我们期待着作为“信使”的艺术家将新的思考传递给观众。无论如何,灾难过去之后抵达的“信使”总归意味着希望。

此次展览将呈现村上隆创作的经典形象:“DOB 先生”,其名字来源于日本俚语“dobojite”,意为“为什么”,其尖牙、卡通化的大眼睛及鼠耳都受到诸多领域的启发,更凸显青年文化尤其是日本动漫为村上隆带来的灵感。

虽然“DOB 先生”的面貌在村上隆的笔下变化多端,时而逗趣无邪,时而龇牙狰狞,但却具有极高的辨识度——耳朵和脸上总是缀合着名字“DOB”。村上隆近日表示,在长达20 年的“并肩作战” 后,“DOB 先生”就是他的自画像,并借此载体来传递自身的艺术理想与奋斗。

石榴是中国传统艺术里喜爱的题材,寓意多子。在民间雕刻、传统绘画里都可觅其踪影。我本来对这个无感,直到一次,好友送来她种的石榴,一枝上结了两个,非常可爱,犹如并蒂莲。切开,可见淡红色的籽整整齐齐排列在黄绿色的壳里,有淡青色半透明的薄膜覆于其上,好像皮肤下的卵,这时我才猛然觉得这个植物与动物的共通性。切开的石榴过了一段时间,外皮渐渐干硬,里面的籽也慢慢由淡红转为红褐、黄褐色,体积也渐渐缩小,犹如一个脸上慢慢长出皱纹,身体也渐渐佝偻的老妇人。鲜嫩的手捧起,更有参差之感。时间一直向前,外物莫不被其裹挟而去, 未有归期。

— 陈可谈作品《石榴》

席洛·汉兹曼的作品探讨了西方绘画传统的两大发展方向,即绘画作为展现世界的优越媒介,以及随着这观念衰落、抽象艺术抬头,绘画变成了形相、色彩、纹理和平面的互动平台。两者差距极大,经艺术家转化为对比,却可巧妙融入作品。其中,已着色的作品,不单展现顔色作为物质是我们世界的组成部分,彩色构图更可探索色彩变化,还原顔色在具象以外的本来面目。

观看倪有鱼的作品,常常给人一种时空上的错觉——陌生者有时很难一目了然地界定艺术家年龄以及作品所处的年代。倪有鱼似乎是在创作中有意回避了时效性的特征,而将时间以一种抽象的痕迹引入作品内部。他声称,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于“观念”的艺术家,甚至未必确定自己所做的算是“当代艺术”。多年来,倪有鱼总是以一种反潮流的,甚至是有点“低科技”的方式去工作。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观看延斯·梵歌的作品,仿佛像是在观看世界在他大脑中的重构过程——看到他脑海中的记忆碎片,对颜色与形状的感知,对个体的重塑,对光线的追忆,复杂情绪的苏醒……被他以北欧人的理性与敏感分类、组合,成为他心灵空间的快照。出现在画作中的元素,作为他所选择的注意力落脚点,既描绘了情感的徘徊,也表达着宁静心灵的一种潜能。

— 《Dazed China》,2020年6月刊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博纳德·弗瑞兹由过程主导的抽象绘画探索着在遵循严格规则创作中的所有视觉可能性,而这些都是由艺术家事先预设的。这些固定的条件通常涉及非常规工具和材料的使用,以几乎机械化的方式执行看似简单的动作,有时同时还有其他艺术家的帮助。博纳德·弗瑞兹极富张力的抽象作品也为一些偶然性提供了可能。

格雷戈尔·希德布兰特擅长以承载声音与影像的录制媒介如磁带、录像带、唱片等,创作装置、雕塑及布面作品。艺术语言虽静默极简,作品则内核丰盈。尽管这些作品从未出现声响,希德布兰特对于物体、图像、结构及复制形式的拿捏,使作品释放超越材料本身的激情,其中贮藏的流行文化记忆则标识着特定的时代。在希徳布兰特的大多数作品中,视觉语言不断触发的想象片段,推动着观者进入一个现实与虚构交叠的中间地带。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贝瑞・麦吉被视为90年代于旧金山崛起的教会区艺术派的首领人物。与派别相属的艺术家向城市现实主义、欧普艺术及美国民俗艺术汲取灵感,创作的作品均反映对社区和社会行动的关注。麦吉在艺术生涯中使用多个别名,以多样化的创作建立独特而丰富的视觉语言,当中包括个性字体、彩色几何图案,以及众所周知的肖像。

在异质短暂性,地质学与现实的交叉口,洛朗·格拉索的电影、雕塑、绘画和摄影让观者沉浸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神秘世界。不合时宜以及混杂状态在这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衍生现实,以探索各种权力能够以怎样的方式影响人类的良知。从集体恐惧到政治,通过电磁或超自然现象,洛朗·格拉索使隐藏在共同感知背后的事物具体化,并开启了历史与现实的全新视角。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尚-米歇尔·欧托尼耶利用砖块或珠子等标志性的几何模块创作出由小及大不同尺寸的重要玻璃雕塑。在漫长而卓著的艺术生涯中,欧托尼耶实验并拓展了多种冶金材料的用途,最知名的便是硫磺和玻璃。玻璃如同人的身体一样,美丽却易受损。欧托尼耶的雕塑承载了玻璃技师的身体痕迹,因为玻璃由他们组合、粉碎及触摸——某种程度上来说,刻意保留了玻璃受损或不完美的一面。欧托尼耶时常会被邀请创作场域限定的作品,从而与历史古迹和当代建筑之间产生互联。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2020 Takashi Murakami/Kaikai Kiki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JR自学成才,在过去的15年中,因其在城市及世界自然景观的纪念碑式摄影拼贴项目而备受瞩目。通过作品,艺术家聚焦于我们习惯性遗忘的地点,并关注普通人和那些生活在阴影之下的人、我们未曾听说甚至注意到的人。受卢浮宫之邀,JR大胆地希望将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暂时隐藏。这座玻璃金字塔于1988年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贝聿铭设计,作为美术馆的主入口;建造之初这座玻璃金字塔曾备受争议,而30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美术馆的标志及巴黎建筑城市景观的地标之一。

斯德哥尔摩的大自然反映在克拉拉·克莉斯塔洛娃的艺术里,艺术家在周边环境启发下,塑造出童话故事里怪诞、亦正亦邪的角色群体。陶泥烧制的雕塑作为一种立体塑像,勾勒出克莉斯塔洛娃独特的手绘风格,赋予其作品一种几乎可见的张力。克莉斯塔洛娃手制的人物都被幽禁于幻想出的经历和回忆中,触及到潜意识里的情绪和不安。以视觉上似是而非的矛盾状态回顾哈姆雷特关于“生存还是死亡”的命题,联想出介乎于“生存”与“成为”、蜕变与升华之间持续进化的不稳定状态。

展览也将呈现苏菲·卡尔的作品。作为法国最具声望的艺术家之一,苏菲·卡尔近40年来持续创作,她的作品形式包含叙事、摄影、行为和录像;模糊了小说与现实、私密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如Alfred Pacquement写道:“苏菲·卡尔是一位第一人称的艺术家。她的作品指向自身,毫无保留地通过直接的语言讲述她的故事,饱含对细节的关注。她将观众带入自己的私人领地,并让他们毫无出路。”

《信使》于贝浩登(上海)展览现场,2020 摄影:包梦琪 图片提供:艺术家与贝浩登

来自伦敦泰特美术馆的一件卢西安·弗洛伊德和两件特纳,来自芝加哥格雷画廊的一幅毕加索,以及来自巴斯侯爵朗利特庄园的一幅提香,它们都失窃了。在盗贼偷走它们以后,我采访了策展人、保安和相关机构里的其他工作人员,让他们向我描述这些失窃的作品。

— 苏菲·卡尔, Purloined, 199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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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2